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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治理”一词在中国: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(2)

宋代尤其重视“治道”、“资政”经验的总结,并细化到具体事务的治理层面,提出“治天下道二”,“未治有四”等治理实施的良谏益策。《宋史》本身就是为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而修纂的,因而,书中详细描绘了治理之世所应当具有的状态,大量记述了治国理政的经验。其中,第三百五十五卷列传第一百一十四总结了治理天下的两种途径,“治天下道二,宽与猛而已。宽过则缓而伤义,猛过则急而伤恩。术虽不同,其蠧政害民,一也。”提出了“未治有四:曰边疆,曰河事,曰役法,曰内外官政”。并进一步强调了“治道”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,指出“故治道不成”,则“万事隳废”。

至元朝,纪传体断代史《元史》将《治典》内容单独成篇;并通过改革币制、治理黄河等一系列举措,展开了中国古代治理实践的有益探索。

在明朝,“治理”成为考核举荐人才的科目

在明朝,作为考核举荐人才的科目,“治理”被明确列于“考功图”中,并成为治学修身的核心要义。

《明史》记述:“济条议,以‘经明行修’为一科,‘工习文词’为一科,‘通晓书义’为一科,‘人品俊秀’为一科,‘练达治理’为一科,‘言有条理’为一科,六科备者为上,三科以上为中,不及三科者为下。”并专门编纂了“宝训实录副本、逐一简阅、分类编摩、总计四十款”,从创业艰难、励精图治、勤学、敬天、法祖、保民,到谨祭祀、崇孝敬、端好尚、慎起居、戒游佚,再到纳谏、理财、守法、敬戒、务实、明赏罚、信诏令、慎刑狱、褒功德,详细阐明了“修德致治之方”,“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”。此外,还出现了论述“治理”的专著,如徐广的《谈治录》。

《清史稿》从治理方略出发对各国政体进行了比较

《清史稿》中,从《世祖本纪二》的“焦心劳思,以求治理”,《德宗本纪二》的“一切归有司治理”,到《时宪志》的“无庸钦天监治理”、《地理志》的“台省治理”、《礼志》的“胥勤治理”、《选举志》的“亟思破格求才,以资治理”、《职官志》的“知州掌一州治理”、《食货志》的“中国主权,华民生计,地方治理”、《刑法志》的“务期中外通行,有裨治理”、《艺文志》的“朕稽古右文,聿资治理”和《邦交志》的“俄、日两国政府归还中国全满洲完全专主治理之权”,再到亲王、大臣的传记,以及《循吏传》、《藩部传》,都有治理一词的记载。

《清经世文》中出现了“国家治理之法”的表述,并从治理方略出发对各国国家政体进行比较,反思清末治乱状况。《清经世文三编》分析了“泰西之立国有三:一曰君主之国,一曰民主之国,一曰君民共主之国”,对西学中有益治理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论述,也深入探析了“保邦之治理”的主要特点,发现了导致清末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,指出“惟君民共治,上下相通,民隐得以上达,君惠亦得以下逮”。

但是,在法律制度层面,这一时期仍然强调“国家治理之法与庶司奏绩之谟,毋贵乎法古也”,认为“巍峨大国忽焉颓败,非尽由治理之失法,亦实缘人才之不得”。这也反映了清末制度建设层面的矛盾性与局限性。

“治理”强调“治国理政”之道,有“治平”“治化”“治术”“治本”“治宜”之说

在中国古代,“治理”强调“治国理政”之道。《辞源》将“治”解释为管理、梳理、惩处、校量、“政治清明安定”,与乱相对;有“治平”(治国平天下)、“治化”(治理国家、教化人民)、“治术”(韩非的致治之术)、“治本”(治国的根本措施)、“治宜”(治理所宜)之说。

其中,可供现代治理理论及实践发展借鉴的内容包括:其一,法律是治理的基础。《管子·七法第六》将“不明于法,而欲治民一众”比喻为“左书而右息之”,也即本来用右手书写的人反而用了左手,事实上强调了法律在治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。其二,安民是治理之本。班固的《汉书》记述了“奉顺天德,治国安民之本”,刘安《淮南子》有“为治之本,务在安民”。其三,和谐是治理的目标。《尚书·尧典》:“身修而家齐,家齐而国治,国治而天下平。古之人君能行之者,莫如帝尧。书曰:克明俊德,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,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”。韩维在《南阳集》中明确提出,“协和上下,以举大治”,将和谐作为达至治理之道的重要目标。此外,也强调治理路径的综合性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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